——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副题）
从科技发展看，汉代到明初，中华民族的科技一直居于世界先进地位。从文化传承看，中华文化连绵不绝、高峰迭起。中华文明的这种突出创新性，铸就了中华民族守正创新、接受新事物的民族精神禀赋，“两个结合”就是这种精神禀赋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系统概括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资料图】
党的二十大全面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也必须具备扎实的文化根基，而正是“两个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也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从逻辑关联上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两个结合”，一方面在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内在驱动，这就需要我们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来深入思考“两个结合”的必由之路。
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看“两个结合”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两个结合”本身就是中华民族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体现历史连续性的自己的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大一统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悠久的世界文明形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结果还进一步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为我们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史料基础。“未来已来”，“过去未去”。正是这种史所罕见、世所罕见的历史连续性，才铸就了中华民族走自己路的历史坚定性。中华文明是自成体系的文明。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才注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全人类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诞生的，是属于全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和智慧结晶。马克思主义这一肇始于西方的学说自传入中国之后，便与中华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共振，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系列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一种典型的走自己的路的成功。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没有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胜利，而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虽然学习苏联经验但没有照搬照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做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虽历经严重曲折但也取得了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创造性地建构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深刻洞察和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积极探索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时代新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更为典型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也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共治理念、“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乃至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民族传统等密切关联。
可以说，所有这些成功的实践，都是我们党在“两个结合”基础上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果。因此，在“两个结合”基础上走自己的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看“两个结合”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两个结合”就是这种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的集中体现。
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下形成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惟希望也，故进取”“惟进取也，故日新”，这些具有创新进取的观念和思想深深蕴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从科技发展看，汉代到明初，中华民族的科技一直居于世界先进地位，包括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等在内的四大发明是中国古代创新发展的智慧成果和科技成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从文化传承看，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道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现代新学等，彼此继承吸收、融合发展，继而变革转化，由此铸就了中华文化连绵不绝、高峰迭起的生动场景。总之，中华文明的这种突出创新性，铸就了中华民族守正创新、接受新事物的民族精神禀赋，“两个结合”就是这种精神禀赋的集中体现。
中国共产党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是通过“两个结合”的理论创造和生动实践，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创造性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用以解决各个阶段各不相同的实践问题。在革命斗争年代，我们党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了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概括，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是守正创新的理论成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是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的真实写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的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立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根本要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围绕重大时代课题，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的真实写照。
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看“两个结合”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两个结合”就是这种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必然要求。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大家庭。自秦施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政令之后，中华民族就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六合同风，四海一家”，就是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的真实写照以及民族大一统局面的文化表达和制度思想。纵观中华民族历史，“大一统”的昌明时代，往往也是国富民强的盛世年华；而政权衰落、分裂割据的历史时期，往往伴随民不聊生的不堪岁月。这是中华民族先民们矢志不渝追求统一、实现统一并在遭遇挫折时屡仆而屡兴、愈挫而愈勇的根本所在和信念根基。中华文明追求统一性的突出特性，恰恰体现“两个结合”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两个结合”基础上与中国的具体民族问题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产生同频共振、互融共进的积极效果，不仅体现“两个结合”在民族问题上的内在要求，而且铸就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基本立场是民族不分大小和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重要理念是各民族平等的联合，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全世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同一切被压迫民族实行不分国界和民族的亲密联合等。显然，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等基本理念不谋而合、异曲同工。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我国多民族的国情相结合，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这一政策的特点和优点是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民族的自主平等结合起来，从根本上体现“两个结合”的必然要求。“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就是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象表达。新的征程上，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的民族观、民族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更广泛地凝心聚力，扎实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理论基础。
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看“两个结合”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盛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就了民族繁盛的历史篇章。两千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佛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使中华文明成为兼收并蓄的典范。与此同时，包容四海、兼纳百川，是中华文脉绵延繁盛、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根源所在。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胸怀，铸就了中国民族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并为我所用。今日祖国大地常见的小麦、黄牛、绵羊等皆是“移民”而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服务中国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科学文化成果的传播和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乃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更佐证了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交流借鉴的开放包容的精神品格。
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禀赋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性决定了“两个结合”的天然要求。“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是中国古人对客观世界、自然规律的理性认知，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开放胸怀、文明观念。我们现在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闪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一家”的智慧，本身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开放性、包容性立场上推进“两个结合”，才能确保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既葆有马克思主义之魂，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之形。但从包容差异、尊重不同的广阔胸怀看，立足于世界历史视野，文化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远没有实现，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
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看“两个结合”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两个结合”就是这种和平使者的最好体现。
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史，积淀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积攒了“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责任担当，积累了“国虽大，好战必亡”“化干戈为玉帛”的人间智慧，形成了“天下太平”“共享大同”的社会理想。作为佐证，汉代使者张骞的西域“凿空之旅”，是用“驼队和善意”而非“战马和长矛”开通了丝绸之路，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交融；明朝官员郑和率领船队7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并到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用“宝船和友谊”而非“战船和敌意”打通了海上贸易通道，留下了中外和平友好和文明传播的佳话。可以说，“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和平、和合、和睦、和谐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禀赋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民族认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谋进步的使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和合、求大同”的理想完美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协和万邦”“胸怀天下”之道都体现宏大的国际视野，这些都是“两个结合”在维护世界和平、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最好体现，引领中国始终秉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始终坚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立场。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积极探索“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以“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的胸怀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就是基于“两个结合”思考问题的必然结果。从国际关系的现状看，“小圈子”化解不了全球面临的“大挑战”，“小集团”左右不了当今世界的“大变局”，“势力范围”并不总能解决自己的“利益问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着对“和而不同”的深刻理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中国理念、中国倡议、中国方案的提出并推进，必将在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同时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这是由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人类文明进步一边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
（郭庆松，作者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