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消费后劲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就业率。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来看，一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5%，比上年四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19.6%，这再度凸显了今年就业形势的严峻性。
16-24岁这个年龄阶段国内的总人数约14893.8万人，其中在校大学生4430万人，在校高中生2414.3万人，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就业人员总数为：14893.8-4430-2414.3=8049.5万人。
(相关资料图)
根据调查失业率19.6%来计算，那么在16-24岁年龄段的失业人数大概在1577万人左右。
1577万人，作为一线城市的深圳，2021年的常住人口也只有1768万人，这也意味着，如果把全国没有工作的16-24岁的年轻人召集到一起，几乎相当于整个深圳市的人口总量。
疫情解封后，按照一般性的预测，消费的恢复以及出行的便利，都会加剧市场上对就业群体的吸收，但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今年三月份的青年失业率几乎和去年最严峻时期相当，今年的就业形势又为何会如此严峻呢？
究其原因，这其中既有长期性的因素影响，也有短期性的因素影响，不论如何，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改革的效率和对市场的增量，我们都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期。
而眼下，各种宏观因素的叠加影响，间接导致了今天年轻人的就业困难。
01
经济增长放缓和适龄劳动力增长之间的矛盾
更确切地说，是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年轻人不断增多，但与之相对的是，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不断放缓之间的矛盾，导致今天的失业青年增多。
过去GDP增长我们是保持双位数增长的，每年的GDP增长率高达10%，这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极多的工作岗位，加之过去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又相对较少，只有几百万，这就导致了市面上的大学生反而成为了“抢手货”。
过去的传统认知是，只要你考上了大学本科，那也就意味着你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体力劳动，变成了“坐办公室”的人，拥有前途远大的光明未来。
另一方面，过去每年踏入就业市场的农村劳动力虽然也多，但这群人由于缺乏学历和专业技能，因此更多进入制造业，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这个群体的最大特点是对待工作不会“太挑剔”，只有收入还不错，有一份工作即可。
因此，过去每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大量的低端岗位和高端岗位，由于大学毕业生相对较少，因此市面上好的就业机会，以及相对低端的工作岗位都有很多，因此不存在较严重的失业问题。
但今天情况不同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改革的效率以及红利逐渐见顶，市场由增长转化成了存量，叠加大学生数量一年比一年高的因素，今年更是创纪录达到了1158万人，因而导致就业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供需失衡，于是找工作求职的竞争更为激烈。
与此同时，对大学生自己而言，寒窗苦读二十余载，对工作的要求和未来的前景也更高，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大学生宁愿在家待着，也不会屈居人下，这也导致了失业率的增高。
同时，经济增速的放缓，也导致市面上的就业机会越来少，好的工作岗位越来越稀缺，两种因素叠加影响之下，推动了青年失业率的走高。
02
行业的低迷甚至是消失，拉低了年轻人就业机会的可能性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2021年的“双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个数千亿规模、上千万从业者的大行业消失了。
教培行业过去尤其是自疫情期间，规模增速迅速，几个头部的互联网教培大公司估值数百亿美元，先后获得好几轮大融资，但在突然到来的“双减”之后，市值直接断尾，较高点跌去90%以上，新东方、好未来、猿辅导如今都低调转型。
而更多的中小教培机构，则面临的是破产、倒闭的结局。
一个行业的消失，除开每年新增的百万、数十万工作机会之外，还连带着让数千万的从业者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教培行业从业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
这种挤压效应，一方面加剧了内卷，另一方面也剥夺了新的工作机会，让本就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中更不被用人单位所青睐。
消失的是教培行业，其他行业也或多或少受到宏观周期因素影响而低迷，不得不缩减人力开支和招聘需求。
以互联网行业为例，这个过去一度引领风潮和就业热的行业，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出现了“裁员潮”，共计裁员1.9万人。
除此之外，房地产行业也并不好过。
由于房地产过去的疲软，不少房地产中介机构的员工都离开了这个行业，卖不出房就意味着没有资金回流，对地产公司来说，还要面临监管层面的“三条红线”，种种原因，也让地产业对人力的需求大幅减少。
基于此，几个行业的低迷甚至是消失不见，都对就业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这也加剧了今天尤其是年轻人就业困难的现象。
03
企业招聘成本过高，在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当下，持续拉低企业招聘意愿
根据《劳动法》第二十条，劳动合同期限包括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三类。
理论上，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往往由劳动者与企业协商后确定。但第十四条规定了强制性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劳动者享有订立固定期限或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选择权，例如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并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满十年等等。
这一规定虽然保护了劳动者，但同时也增加了企业长期聘用员工的意愿，增加了企业用工的成本，强制性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不仅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还会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特别是企业的解约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吐故纳新，拖累企业效益。
在2008年1月1日《劳动法》实施前，华为就曾拿出10亿元鼓励7000名员工自愿离职，一些公司甚至采取措施将员工往年工龄“归零”等等，在今天经济放缓企业竞争加剧的当下，这一措施无疑变相削弱了企业招聘的意愿。
除此之外，《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还规定了企业经济性裁员的条件，根据规定，企业裁员二十人以上，或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时，需要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并听取意见，还需要将裁员方案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
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裁员方式仅适用于几种情形：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经营方式调整，仍需裁减人员的。
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保护劳动者的目标，但我们都知道，经济学中的“事与愿违”现象经常会发生，越是对劳动者保护，但事实上反而会削弱劳动者的权益。
机械的规制规则、不合理的用工体系，在过去经济增速好的时候，企业不会在乎这么多，但在今天不确定性增多，企业竞争激烈的当下，企业的每一笔钱用的都会更为谨慎，这也会加剧企业运营成本，刺激企业对劳动法的规避行为，进而对用人单位产生反向激励效果。
最后的结果就是，降低企业的招聘需求和意愿，同时在发生短期的经济波动时，企业裁员的意愿往往也会更高。
总的来说，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容易掩盖很多问题；例如财富分化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经济的结构性、债务的规模、投资的效益递减等等，这些问题过去可能早已经有所显现。
今天的增长放缓，把过去掩盖的问题暴露出来，就业是关乎消费、经济增长的大问题，对年轻人来说，更是关乎未来希望、生育意愿高低、乐观与否的“头等大事”。
因而，在这样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宏观经济措施就更应该“放开而不是收紧”，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要敢于刺激经济促进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要提防留下寻租空间。
最重要的是，要让更多人找回十年前的信心和确定性，这一点，至关重要。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
